一度处于“天价”的铁矿石和钢材价格已呈阶段性回落。此间专家认为，虽然价格回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好时机，但面对面广量大的调整目标，难度很大。如果政府和企业在具体的落实步骤和措施上不及时作好明确的安排，产业政策存在“放空”的可能性，一遇风吹草动，产业的结构性“痼疾”会反复发作，市场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
　　 钢铁业内过量投资导致过量产能释放、并出现供求失衡的时间比预料的早。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净增3631万吨以上，为历史同期的最大增量，增幅达28.25%。而上半年国内市场钢材表观消费量增幅仅为15.7%。供求失衡的矛盾已经显现。据估计，下半年钢的总体产能过剩可能比上半年还要严重。如果按上半年平均日产水平来计算，今年全年国内粗钢产量将首次超过3亿吨，达到3.32亿至3.4亿吨左右，这明显大于国内市场的需求。
　　 供求失衡最终在钢价上体现出来。虽然一季度末借着国际铁矿石合同价格大涨71.5%的消息钢价猛涨至历史最高点，但“需求无法放量”的现实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使钢材“天价”很快滑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降幅最大时达10%以上，有的品种达15%至20%，热轧板卷一度降幅达30%左右。螺纹钢吨价一度跌破3000元，进入成本空间。目前经过深度下跌后，钢价已勉强企稳，但平衡点依然较为脆弱。由于钢价下滑，对钢材需求增长的预期明显减弱，中国以外产钢国减产所余矿石瞄准中国，矿石资源较为充裕，国内进口节奏明显改善，国际海运费同比降幅已达60%左右，进口矿石平均到岸价的增幅已大大受抑。同时国际矿石现货价也有所回落。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会长邹健不久前在上海表示，下半年国外铁矿山矿石产量将大量增加，可能导致积压，矿石市场有可能在年内再度变为买方市场。虽然国内对进口矿石有刚性需求，但国外矿石增量的大部分也只能靠中国市场消化，双方互相的依赖性都很强，只要“中国需求”能稳定、有序地释放，矿价将处于受控状态。
　　 上海钢市分析人员陶永根说，由于国内从矿石到钢材整个产业链的离散度太高，虽然供求关系依然起着根本的市场调节作用，但市场对供求变化即时、动态的直接适度反应明显不足，实际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过度反应，造成价格上的大起大落。由于钢材处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材料“源头”，其价格的过度震荡就会造成宏观经济层面平均利润分配效率受损，产业链价格传导以及物价体系也会相应出现失效和信号失真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多位市场人士说现在的钢材市场就像股市，市场自身的内在调节能力明显不足，市场好的时候马上出现“透支”性的狂热行情，市场一有逆转，就一落千丈，钢价往往是“涨不见顶、跌不见底”。最后只能通过外在的政策干预进行调节，使得市场出现明显的“政策市”特征。
　　 由于国内钢铁工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较为严重，单靠市场的调整较难奏效，因此不久前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了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国家钢铁工业发展政策，期望通过行政、法律和市场的多重手段建立钢铁业的合理结构和对市场的理性反应能力。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钢铁业界和市场普遍对产业政策中揭出的行业“痼疾”和对症的“药方”表示认可，但同时认为落实这个政策难度较大，如果国家不下大的决心，企业没有充分的准备，要“迈出第一步”十分困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谢企华说，在协会最近的一次理事会议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落实这个产业政策。虽然这个产业政策的目标设计针对的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但走出落实的第一步十分关键，相关各方不下大的决心看来是不行的。从产业政策的基本内容来看，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全面提高新增产能的投资门槛；三是通过存量资产的兼并重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与这三点相对应，在具体落实上就存在着三大难点：
　　 一是淘汰落后产能面广量大，过程复杂，其中涉及产业政策中环保的第一个“节点”目标，时限近在眼前，如何落实事关整个产业政策的严肃性。据中钢协的统计，目前国内钢铁业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大致情况是：3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炼铁能力估计在1亿吨左右；30吨以下转炉、5吨以下电炉的炼钢能力在8000万吨左右，在总产能中的占比都不小。要实现淘汰落后产能这个产业政策所定的主要目标，“面广量大”，难度很大。同时产业政策规定，到2005年底，全行业吨钢综合能耗降至0.76吨标煤；吨钢可比能耗降至0.7吨标煤；吨钢耗新水12吨以下，这意味着钢铁业内一场“环保风暴”近在眼前，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产业政策执行的严肃性。虽然目前国家环保总局已在地方实行垂直管理，环保执法正在逐步加强，但是单靠环保部门一家来解决钢铁业淘汰落后的难题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共识，形成合力，并拿出强势推行的方案。淘汰落后还不能一关了之，应建立政府补贴制度，控制失业率，形成替代产业的衔接方案。
　　 二是执行新的投资准入门槛，难点在于如何在执法、行政以及市场之间形成一种主次分明、合理互补的全新机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今后守住投资门槛，第一位的应该是法律，法律将是确保投资门槛发生作用的有力保障，对各类资本一视同仁，这样就能弥补行政措施“管得住一头、管不住另一头”的不足之处。过度依靠行政审批也不行，随政府职能的转变，审批的覆盖面将逐步缩小。今后有关投资准入的各个方面，用地及环保将主要依靠执法来把关；银行贷款将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提升监管。此外，市场功能的完善，将使低效产能的高成本完全暴露出来，市场本身也将发挥筛选作用。
　　 三是跨地域存量资产重组，最难的是如何调动相关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目前来看，由企业自己来重组，积极性较差，完全由市场来推动钢铁产业重组难度较高，可能性不大，相当程度上还要政府的推动。好在国内钢铁业大部分还是国有资本，政府推动的可行性是存在的，关键是政府推动的动力来源问题。目前的税收分配制度和地方利益机制对顺利实施资产重组存在阻碍。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进行资产重组积极性十分高，就是因为这样对地方来说一举两得，引进外资是政绩，税收留在地方又实惠。而像宝钢这样的中央级企业，如果到地方进行资产重组，很可能地方上得不到好处，因此推进起来就困难重重。今后要么改革地方政府考核制度，要么就进一步完善税收分配制度，为产业跨地域兼并创造条件，使得被兼并企业所在地也能得到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好处，以提高地方政府对钢铁业重组的积极性，维护好各方利益。